江晓原
转载自 凤凰网 世纪大讲堂
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地墓前有一座墓碑，上面刻着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头上是神秘的星空，心中是道德法律。”
我们今天不谈道德法律，我们谈一谈头上神秘的星空。因为头上的神秘的星空是至今为止我们人类仍在探索的一个神秘的对象。自从人类从四脚着地变成两脚着地头顶蓝天以后，头上的星空就成为启迪我们人类智慧和文明的非常大的一个对象和源泉。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王鲁湘。大家好！德国的大哲学家康德的墓前有一块墓碑，墓碑上刻了两句话，一句是“头上是神秘的星空，心中是道德法律”。今天我们不谈道德法律，我们谈头上神秘的星空，因为头上的神秘的星空，是至今为止我们人类仍在探索的一个神秘的对象。自从人类从四脚着地变成两脚着地头顶蓝天以后，头上的星空就成为启迪我们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象和源泉。今天我们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他给我们来讲《星占学的科学考察》。
江晓原：
1955年生于上海，自幼好古成癖，
特别迷恋于古代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
恢复高考后以第一志愿考入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
1988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
后投身于科学史研究，出任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之首任系主任。
现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人文学院院长
主持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国家级的一个项目，叫做“夏商周的断代工程”，那么这个“断代工程”你也参与其中了，作为一位研究天文学史的，包括也学过天体物理学的人，您作为一个个人在这个“断代工程”中间，您觉得您的知识起了什么作用呢？
江晓原：我是“断代工程”的两个专题的负责人，其中有一个专题是整个“断代工程”最关键的几个专题之一。在这个里面天文学对这个工程起着一种非常特殊的作用，因为以前人们都觉得这是一个历史学问题嘛，你就让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努力就行了。但是这次呢工程引入了天文学的手段，有很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天文学知识，能够帮他解决，所以这就是叫做“天文历史年代学”嘛。就是说用天文学的方法去解决历史年代学的问题。
主持人：也就是说你实际上利用了中国古人星占的一些记录，然后帮助您来解决了中国夏商周的某些断代的一些难题？
江晓原：可以这么说。
主持人：另外还有一点我感兴趣，可能也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感兴趣的就是，您怎么能够从关注天上那么大的星空，然后再转到关注人类两性之间的问题呢？
江晓原：这个说来又比较话长了，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本来纯粹是偶然的因素，对这个古代的性学发生了兴趣，而且我当时又恰好有机缘看到了一些很难看到的材料。因为我从小呢有个习惯，就是好古成癖。一般对事物的历史总是特别喜欢，所以我看到了这些材料了以后，我觉得这个材料就这么看着玩玩太可惜了嘛，我觉得应该做一点研究嘛，写一点东西嘛，所以我就写了一篇学术论文。事实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就是说我反而正业的论文还没发表的时候，这个副业的论文已经发表了，而且我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关于性学史，而不是我的天文学史。
主持人：是不是觉得您和性的距离近一点，和星空的距离远一点？
江晓原：那当然，性跟我们每个人的距离都很近。我顺便告诉你，我还是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所以在这个中国的性学史界，我现在甚至可以也算元老之一，至少改革开放之后，我被认为是第一个发表关于古代房中术的研究的成果的人。
主持人：我想其实在座的各位大学生，不论男大学生，女大学生，可能今天非常想听我们江教授讲讲性，可是今天我们请江教授要讲的是“星占学的科学考察”，有关性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安排特别的时间让江教授来跟大家讲，现在有请江晓原教授给我们大家讲《星占学之科学考察》，大家欢迎。
江晓原：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呢，叫做《星占学之科学考察》，这个题目主要的内容是这样的，我们除了对星占学做一些基本的介绍之外呢，特别要对它进行科学考察，就是说我们怎么用科学的立场，站在科学的立场上，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这个星占学。所以这个报告它既不是一个宣扬星占学的报告，也不是一个对星占学进行批判讨伐的报告，而是尽可能进行一个客观的分析。
先说第一部分，星占学两大功能类型。我们平常对星占学呢，一般只是说，它是看天上的星星然后做一些预测，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它在中、西方是有很不同的两个类型。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这个星占学是专门用来预测国家大事，比方说王朝的兴衰呀，战争的胜负啊，年成好不好啊，会不会有洪水呀，是预测这种事情的。那么这种星占学呢，它通常都是告诉你一个天象，然后它后面有一个占辞，这个占辞说这种天象下会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那么这种占辞呢，在古代的星占文献里面记载也非常地多，有卷帙浩繁的著作，这是一种，在西方是另一种。西方的星占学呢，它是根据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告诉他出生的年月日和时，由星占学家推算出此刻，那个太阳、月亮和五大行星在黄道十二宫上面的位置。因为古人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都只知道五颗行星，其余的行星是后来近代科学出现以后才发现的。所以古人都只知道五个行星，而且古人把太阳和月亮呢也看成两颗行星，这个东、西方也一样。西方人在古代都把这个称为行星，我们中国人把这个七个天体称为七政是一样的。那么西方人呢，你如果要去进行星占，你就把你的出生年月告诉这个星占学家，年月日时，他给你推算出一个黄道十二宫上，你出生时刻的七个天象的排列，根据这个东西他预言你这一生的幸福与否。比方说包括你是不是健康，你的人生是不是顺利啊等等。现在我们年轻人所接触的所谓星座呢，就属于后面这一种类型，就是西方的传统。
江晓原：那么这个两种类型的星占学呢，它们的情形也不一样，在中国呢，那一套专门用来推算王朝大事的星占学呢，至少已经运作了两千年，甚至可能已经运作了三千年之久，它的整个框架结构基本上是不变的，一直到近代科学的兴起，人们不再信这个东西为止。而西方呢，这个算命天宫图呢，它的历史比中国的那种星占学呢，要稍微短一点，但是至少在希腊化时代，也就是说亚历山大大帝他的帝国崩溃之后，他的将领们分割了他的帝国，那一段几百年的时间，通常称为希腊化时期，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就定形了。我们知道的一些著名的天文学家，比方说托勒密，再到后来文艺复兴后面的开普勒，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的星占学家。托勒密留下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星占学的书，叫做《四卷书》。这个在整个中世纪，这个《四卷书》被认为是星占学的圣经，就像他的《至大论》是天文学的圣经一样。星占学在西方经历了几个黄金时期。希腊化时代可以说是它的第一个黄金时期。随后经过罗马帝国，中世纪一直广泛流行，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呢，出现了第二个黄金时期。在这个之后，随着现代天文学的兴起，星占学的市场才逐渐地减小。但是它从来也没有完全退出这个领域，因为今天在西方仍然有很多星占学的活动，比方说他们有很多报纸每天都要登有关的算命天宫图，哪天没有登了，读者还要去抗议，打电话去抗议，说为什么今天没有这个东西。那么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说什么连某些美国总统他也信星占学，确实星占学现在在西方仍然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中的元素。
但是人们对待它是什么态度呢？这个我们要做这个客观的分析，首先呢，如果我们站在今天的现代天文学的立场上，站在现代科学理论的立场上，那么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星占学的理论是不可能成立，因为无论是中、西方，这个星占学的理论，它最基本的原则是说，人间的事情会在天上有反映。因此如果我们看了天象，我们就能够预言人间未来的事情。但是事实上这当然是不可能的是吧，但是你把它看成一种历史上固有的文化的时候，文化中的一部分的时候呢，那我们可以对它做客观的分析。比方说你如果去对星占学的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你会看到在那些星占学史的著作中经常谈到一些非常著名的占例，就说某某人神奇地预言了一个事情，到时候这个事情就完全如他预言的那样，都应验了。其实那些所谓的准确的预言，它是完全可以用科学的理论，用比方说社会学的理论来加以解释的，那么我们这里先来看第一个占例。
这是在南北朝的时候，北朝的一个著名的大臣叫做崔浩，他对于一次火星的星占，那个占例在整个中国星占学史上都是非常著名的。事情是这样的，大臣们向皇帝报告说火星看不见了，那么皇帝非常惊恐。因为在中国星占学理论中，火星被认为是一个跟战争一直有关的东西，这个跟西方的马尔斯，就是战神啊，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当皇帝听说火星出现了异常了，他非常惊恐，召集了很多大臣来讨论这个事情，那些大臣们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时候崔浩说，我知道，这个火星它现在在何处何处，过了多少天之后，它会在什么什么星座上出现。那些大臣首先不相信，说你怎么能知道过多少天，他说好像是说过八十天就会出现在某一个星座上，说你怎么能知道。崔浩说他不仅能知道这个，他还能知道这次火星看不见，到在某个地方再出现，它象征的是后秦的这个政权要灭亡。后秦是当时另一个政权。当时因为的中国分裂成很多政权。他的这个预言当时大臣们都表示不信，皇帝也就是将信将疑，说把这个东西记录在案。过了一些时候呢，首先是那个火星真的像他说的，在那个日子里出现在那个天区了，随后呢，传来的消息说东晋的北伐军打进了后秦的首都，把皇帝都抓走了，并且把这个皇帝俘虏到他东晋的首都建康，现在的南京了，将那个皇帝斩首，后秦就灭亡了。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呢，皇帝就召见了崔浩，表示说这下非常佩服，说我真的相信你，我们真的应该相信这个天道。那么对这样一个占例呢，在中国的史书中，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记录的。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非常神奇吧，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用这个科学的观点来看呢，一点也不神奇。首先是崔浩掌握了火星运动的规律，因为火星它运行到某一个位置的时候，确实会在空中看不见的，这个位置就是说它的方位和太阳比较接近的时候。那个时候，太阳落山的时候，它也在地平线下面，所以晚上看不见，到了白天太阳升上来的时候，它虽然也升上来，但是在阳光中它是不可能被看见的，所以就会有这样一段时间火星是看不见的。这个规律其实中国古代天文学家，星占学家们早就知道了。崔浩只是利用那些大臣缺乏这种知识，所以他很神秘地说，我知道它八十天以后会出现。
但是崔浩为什么能够预言后秦的灭亡呢，这个也很正常，因为崔浩是这个皇帝非常信任的大臣，这样的大臣呢，他肯定能够有条件知道很多关于邻国的军事、政治情报，事实上他已经知道后秦的政权已经非常混乱了，并且非常虚弱了，一两年间就要出事了，这种判断本来他根据正常的情报，他就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么我们可以再来举一个例子。我们举一个西方的例子开普勒，这个开普勒大家都知道，要学这个天文学，入门知识要学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嘛，开普勒还是一个在数学上做过贡献的人，但是他当时啊，开普勒是一个靠星占学谋生的人。他有一阵子非常穷，主要就是靠这个编星占历书，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黄历那种东西，靠编这个东西卖钱来维持，因为这个东西发行量很大。那么当时，这个开普勒，他当时在他所效力的那个皇帝叫鲁道夫二世，发生了战争，这个反叛的军队和鲁道夫二世都叫开普勒替他们星占，来占这个战争的胜负，占这个运气。开普勒因为他是忠诚于皇帝的，因此他就给皇帝占了一个吉利的结论，说这个星象表明您是会获胜的。然后他给皇帝的敌人呢，占了一个不利的结论，说你们的反叛是要失败的。他这样做呢，本来是想来帮助这个皇帝，但是在议会里演讲的时候呢，开普勒大声疾呼说一定要把星占学从议会里清除出去，从皇帝的视野中彻底的清除出去。因为他知道，这个战争是不能靠他讲这个预言讲成胜负的。你要这个抵抗叛军的进攻，那得老老实实守城，要确实采取军事措施才能打赢战争嘛，所以他在议会里叫皇帝和大臣们不要相信他的星占。但是他本人扮演星占学家的时候呢，他给两面做了不同的占。像这种例子都表明，星占学家他自己心里其实是明白的，在我们上面举的那个崔浩的例子里，崔浩也是很明白，他只不过是利用了他的知识故神其说而已。
这种装神弄鬼呢，我们中国古代专门有个说法的。叫做“圣人以神道设教”，就是说圣人通过这些神秘的东西来教化老百姓。因为老百姓愚昧嘛，只有弄这一套他们才信，你给他讲道理他们不信的。这是我们举一些例子来看这个星占学的，它实际上的一些运作。在我们中国古代呢，还留下了大量的，叫做星占事应。事情的事，反应、应验的应。这个星占事应通常都是记着某某年出现了什么什么天象，这个天象预兆着什么什么，哪一类的事情，接着记载某某年这件事情发生了。那么这种星占事应呢，是用来道德教化的，把它编成类似于一种这个因果报应的档案，然后用来教化未来的统治者，说你看看你要是政治一黑暗呢，这个天上就会出现不祥的天象，如果你政治清明呢，天上就出现祥瑞的天象。比方说中国人认为火星如果出现在一个叫做心宿的位置上的话，那么这个就非常不吉利的。中国人又认为一个南天的星叫做老人星的，如果它出现呢，那就是天下太平的征兆。这些东西它实际上当然都是迷信了。但是这种星占事应它编了好多好多，你可以在古代的星占学典籍中看到大量的这种事应。这些事应它实际上都是牵强附会，因为比方说我们今天出现了一个什么天象，它可以把三年之后的事情，算成这次天象的应验。他们留下来的都是成功的记录，失败的记录都删掉，所以你看见的没一条不成功的，你可以读到大量成功的，但他不向你提供，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概念是，它得有一个准确率，比如说预言了一千次，这个准确了多少次，要提供一个百分比。古人没有这个观念嘛，他把这个不要的都拿掉，所以你看上去好像真的一样。
另外呢，我们还要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星占学，就是说它在古代起一种什么样的功能，起一种什么作用。这个功能跟我们今天想像的有很大的差别。在西方你比方说就说文艺复兴时期，或者甚至再晚一些，就在开普勒的年代吧，星占学家在西方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他们一方面是医生，真的是给人看病的。因为古代西方，他的医学理论跟星占学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比方说吃某种药一定要在天体运行到什么什么位置上的时候，这个药吃了才有效。你们可以看那个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那个里面就有一个角色，是医生。这个医生就是整天要讲星占学的，要看好了时辰才能下药的。星占学家呢，还扮演着一种我们今天的心理咨询医生的角色。那么当时很多老百姓和达官贵人，他们如果自己生活中遇到了困难，比方说这个求职啊、恋爱呀、家里的什么值钱的东西掉了呀，诸如此类的问题，他们都会去找星占学家，星占学家装模做样计算了一通以后呢，会给他们提出各种建议。那么这些建议呢，都已经由西方的学者对它做详细的搜集和分析，你从这些建议里可以看到，其实星占学家只不过是利用他的社会学的经验，利用他日常的社会经验，或者他的一些心理学的经验来提出建议。你看上去他说得很有道理，比方说一个女子问星占学家，说我拿不定主意该不该和那个我看不起的男人结婚。星占学家计算了之后告诉她说，你不应该跟他结婚。我们知道这个建议当然是正确的，一个女人要是跟她看不起的男人结了婚，这个婚姻就不会美满的嘛。所以星占学家就告诉她你不应该结婚。又有呢，比方说这个星占学家还被政治家们拿来利用。比方说当时英国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星占学家，他在伦敦开着他的诊所，这个诊所类似于就是专门算命的那种命馆了，当时这个人呢，他非常有名，结果国王的军队围攻叛军的城市的时候呢，就把这个著名的星占学家请到这个前线来，要他当着这些士兵的面来算，说我们能不能攻下这个城。这个星占学家当然他非常配合了，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算了一通预言说，这个城市很快就将陷落。这个作用是鼓励了士气了，而且这个事情又传到城里的话，就会打击城里的守军的士气，所以这种看上去，后来这个城市果然不久就攻下来了嘛。那么这个你看上去好像是他的预言得准确，实际上他是利用了这种心理的作用。类似的这种圣人以神道设教的东西呀，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会做的。
这个中国古代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故事，它虽然跟星占学不算直接有关，但是这里可以附带着说说。这是真的事情是宋朝的大将狄青，狄青有一次去讨伐西南的一个叛乱的少数民族，当时的那种少数民族都是比较迷信的，所以狄青在进军到那个地方附近要誓师的时候呢，他说我现在要占卜一把，他说他现在要把一百个铜钱往天上一扔，如果我这次讨伐能够获胜的话，那么一百个铜钱的正面都应该向上。然后他的幕僚们就劝说，你千万不能这么扔，说这个不可能一百个都这样嘛，你如果扔了万一不是的话，那岂不是就意味着你这次讨伐不会胜利了吗？但是狄青就是一意孤行非要扔不可，一扔果然一百个都朝上，狄青就装模作样地说，赶快叫人拿钉子给我每一个都钉在地上，然后他就进军了。这个消息传到那个少数民族那边呢，非常惊恐啊说天意啊就投降了，然后等到他班师回来的时候，他叫他们说把这些铜钱给我重新起出来吧，大家一看那个铜钱是他特制的，两面都是正面。他其实只是一个心理战是吧。所以星占学也好，占卜这些东西都可以用来做类似的心理战的用处。
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我们怎么看星占学，这是一个大家可能感兴趣的问题，那么我在这里呢，只能说三点我的观点。第一点呢，我们当然不能靠星占学的结论或者建议来决策，比方说你自己生活中一个重要的事情，你靠星占学来替你做决定，这个显然是不可能的对吧。因为事实上这样做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因为这个我们知道，星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的。所以我们不能真的去信星占学，但是第二呢，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们喜欢谈星座嘛，这个时候其实他们也并不真的要准备照着这个建议去做什么决定，对吧，他们只不过是把它当作某种，比方说游戏呀，谈资呀，或者甚至是社交的时候的某种入门的东西，跟谈天气差不多的。如果是这样呢，当然你也不必把它看作洪水猛兽，因为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人呢，实际上他们是有正常的判断能力的。第三点，作为这个研究科学史的人、研究科学文化，或者研究文化史的人来说呢，星占学确实仍然是一个资源。因为古人做星占学的时候，他虽然是出于迷信的目的，而留下了大量的星占的记录，但是这些记录在今天是可以为科学服务的。那么刚才你谈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我所做的那个对于武王伐纣年代的推定，就是利用了这样的星占学资料，因为古代中国人他有一个观念，认为凡是我们在地上进行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天象是一定会有所反映的。因此古代中国人，星占学家，他们每天都要观测星象的。所以在武王伐纣这样一个非常重大的事情呢，你想一个地方政权起兵向中央反叛，最后把这个中央政权击败，自己取而代之。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武王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事情，他们的星占学家必然在起兵之后沿途的每一天都在记录天象，那么这个天象呢，其中有一些留下来了，流传到今天。那么我们根据这些天象，我们就可以推算出他发生这个天象的日子是哪一天，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来推测它的整个进军的日程。包括他哪一天渡过黄河，哪一天决战，都可以非常准确地推算出来，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呢？因为现在天体力学已经完全具备这种能力，它可以把比方说三千年之前的任何一个时刻的天象如实地推算出来，回推过去、模拟出来，在电脑上完全可以出现这个当时人们看见的天象。在叫电脑上可以完全一样的呈现出来。因此呢，如果有一个天象记录说，某年某月某日进军到黄河渡口，这个时候我们在什么什么地方看见了木星，我们现在只要推算木星的轨道，我们就可以推算出来他所说的这个日期。
主持人：能准确到某一天？
江晓原：对，准确到某一天，甚至能准确到几小时，如果是这个天象是日、月食的话，那就可以准确到分。因为很多历史年代学问题它是这样的。它记录了当时发生的月、日和时，但是他没有记录年，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公元纪年了，对吧，很多年是大家搞不清楚的。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年的话，那你整个年代学史就没办法确定，这个时候我们用天文学的方法来回推过去，我们就能让他知道这件事情发生在哪一年。
江晓原：对，当然这里面又涉及很多比较专业的知识，那么又比方说我们还可以举个例子，天体物理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天象叫做新星爆发，或者我们比较多的知道的是超新星。新星爆发是一种恒星到了晚年的时候，它会突然变得非常亮，类似于像我们人的回光返照那种样子，这个时候呢，一个原来的这个天区上没有星的地方会突然有一颗很亮的星，或者是原来有一颗很暗的星突然会变得非常亮，这种现象呢，对古代的星占学家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异常天象，所以他们要记录下来。那么对于现在的天体物理来说呢，它也非常有意义，因为新星爆发是一种要很长的时间尺度下才能出现的事情，你现在如果要等着观测的话，你可能等上几百年它也不出现。那么古代的这种记录，对于今天的研究来说是非常有用。所以我的导师席泽宗院士，在1955年的时候发表了《古新星新表》，就是整理了古代星占记录中的九十项新星爆发的遗迹。他考证了以后做出一个表，这个表后来就成为中国天文学家在国际天文学界中知名度最高的工作。因为此后整个这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天体物理的各种分支，都需要用到这张表，因为这些分支都涉及到对旧有的天区上面的，超新星爆发的遗迹呀，它可以变成各种各样射线源呀、中子星啊等等，我们都需要知道这个爆发是什么时候，那时候就要用到这个表，像这类的事情呢，当然它这个《古新星新表》非常漂亮，但是它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是这个例子仍然足以说明一些星占学的文献啊，古人处于迷信的目的而记录它，但是现在的人可以把它用之于科学研究，这个仍然可以看成是一种遗产。那么这个就是我要说的我们对星占学的三个态度。
主持人：就是您刚才提到这个古代的星占学呀，对有些事情产生影响，我一边听我突然在想起啊，我在大概十年以前，做泰山文化研究的时候也碰到了几个例子，因为泰山是中国的一座神山和圣山，古代的帝王到泰山去进行封禅是件非常大的了不起的事情，那么这么大的事情是要观天象的。是要按照天象的指示来决定它的行还是不行，以及什么时候行是吧，所以我就在泰山的山志上头也看到过几次关于这种和星象、星占有关的记录，一次呢就是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因为李世民按照他的这个文治武功来说，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应该是最有资格封禅泰山的人，但是李世民就是没有封禅成。他曾经第一次他想去，魏征把他劝阻住了，为什么呢，他说你别看你现在长安、关中附近国泰民安，但是你只要出了潼关，整个中原是赤地千里。那么你一路封禅，那么多的还有很多的外国的使节、使团的人员跟着你来，你让他看到你这个国家虚弱的一面，这个非常不好，所以就没封禅成。后来他把整个中国治理得非常好，进入这个贞观盛世，这个时候我说可以封了吧，这个时候谁也劝不住他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带着封禅大军，浩浩荡荡地走走走，都已经走到洛阳了。但是终于还是没有往前走成，因为什么，下面的大臣告诉他彗星出现了，慧星出现了就意味着国家会有战争，有边患。
江晓原：对。
主持人：这样的话呢，李世民只好非常沮丧地就率着他的这个封禅大军回来，而果然突厥兵犯边了。但是对这个事情没有人解释过，只说是星象占得很准了。但是还有一个事情的话，大家看得清楚的，就是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的时候。
江晓原：对。
主持人：李隆基封禅泰山的时候呢，他倒是没有出现彗星这种现象，因为李隆基封禅泰山的时候，参与封禅泰山的所有的各种外国的使团，以及包括周边的少数民族派出的使节是最多的，最浩荡的一次。那么他，唐玄宗封禅泰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作用，实际上他是想搞一场外交的，一次不见兵火的。
主持人：这样一个不战而胜的这么一个，实际上打一场外交心理战。
江晓原：某种示威。
主持人：对，某种示威。所以在他封禅完泰山，浩浩荡荡弄得很隆重，弄完了以后，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天象日食。非常可怕的现象，那么日食直接指向于帝王本身，就是皇帝要驾崩的。
江晓原：不是驾崩，至少表示他的统治是不完善的，所以警告他。
主持人：警告他，但是唐玄宗呢，耍了个把戏。其实这个是整个是完全策划的，就是他们事先完全知道在这个时候，封禅完了以后日食是要出现的。那么唐玄宗呢，就是大家把它说得非常非常严重，而且把它说得非常严重的这个后果，让所有参与封禅的这一些外国的使团呢，少数民族的首领都听到了，都听到了。
江晓原：这是一个著名的，星占学上著名的。
主持人：后来唐玄宗就马上反省自己，然后开始斋沐，然后就开始做各种各样的法事，然后就说了，完了以后日食就过去了，又是朗朗乾坤，然后大家突然就觉得这个皇帝他居然可以指挥这个天象，那么像这一种事情的话，我想问的就是星占学，包括很多星占学家的这一种，看上去是迷信的举动有没有改变过历史？
江晓原：是可能的，因为如果这些在书写历史的人，他们自己是迷信的，那么当然这种迷信的事情它就有可能改变历史。
你刚才举的那两个故事都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对于帝王来说，中国的帝王他们有某种梦想，一般一个帝王觉得自己去封一次禅，这就表明自己好像此生就无憾了。大部分帝王是未能进行封禅的，因为大臣们有一套评议的理论了，认为你的文治武功还没够那个时候呢，你要封也不行的，所以呢这个唐太宗第一次不就是没封成吗，第二次呢本来他就要封成了嘛，但是出现了不吉的天象之后呢，他又只好回去了，唐太宗这个人呢，还是很相信天象的，所以他才会听了那个话就回去。
但是唐玄宗的那次呢，现在我们根据一些史料可以推测，它有可能是一次错误的日食预报，这种错误呢也可能是故意造成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认为，日食是帝王统治的一个警告，通常是你的统治不好，不开明，才会出现日食，为此呢，帝王就需要在日食出现的时候，做各种各样的禳祈的仪式，来等于是向上天谢罪了做检讨嘛。这样呢表示就是上天这个火就消了。那么如果一个预报中的日食到时候没有出现，这个时候呢大臣们就可以歌颂，说因为皇上的统治极其开明，以至于上天都把他的警告给取消掉了，本来日食的规律中国人很早就掌握了，星占学家们完全知道什么时候会日食。在那次唐玄宗封禅的那次把戏中，当时唐朝宫廷的首席星占学家一行，对，这个一行呢，他不光是
主持人：是个和尚。
江晓原：对，和尚，他同时还是那个密教的一个地位非常高的高僧。这个密教里边是大量讲星占的，这个一行，他当时就说过一些拍马屁的话。说什么应“食”不“食”完全是皇上的圣德所致，所以这种事情他完全可以人为地来操控。比方说我明明知道它准确的日食的日子，但是我故意在这个之前就预告，然后报了那天它根本没有啊，那么就说成是皇上的圣德。但是也可能呢这一次预报是他自己预报的失误，预报的失误呢，如果你没有预报，但是日食发生了，这个你的罪就大了。这个古代的时候就有人为了这个丢了脑袋，但是如果你预报了到时候没有发生，其实是一样的错误，从科学的立场上说，这个两者的错误是同等的对吧。但是从星占学的意义上就不一样了，你预报了后来没有发生，你就可以拍皇上的马屁说他圣德动天，所以上天就取消了这个。这个之间，有很多上下其手的余地。
学生：您好江教授，我想问一下的就是我曾经看过挺多关于星座的一些介绍的什么东西，我发现相对应地来说，比如说我看见那上面说我是哪个星座。然后经过相对应，我发现它上面有很多性格介绍啊，或者说的一些东西真的和我的很对应，然后我就想，他们如果按您的有些说法吧，相对迷信的说法，那么为什么他们总结出来的很多东西是很正确的呢？他们是怎么得出来这些结论呢？或者说它的普遍性是怎么有的呢？就这样。
主持人：好，请坐。
江晓原：我不知道这位同学你有没有做过另一种试验，就是说你自己知道你是什么座的是吧，然后你找到了星座中关于这个座的一些预言，你觉得它讲的性格什么跟你很一致，或者至少有不少地方一致吧，这种现象我们看见很多。你有没有试过去找那些不是你自己星座的，那些对性格的预言，你看看在那里面能不能找到一致的地方，据我知道也能找到一致的地方。所以实际上这些星座的关于性格的描述，仍然是跟那个《推背图》类似的，是模棱N可的，让你有很多种歧义都可以解释，你都觉得这是有点像啊。对吧！
主持人：我可以给各位同学提一个更具体的建议，我是拿自己的例子，我属猴，然后我就用咱们中国属猴的，关于猴子的所有的性格、特点以及要注意的事情，我一对太像我了，真的是属猴的，然后我又拿这个西方的这个星座，我是金牛座，我一看太像我了，处处跟那个牛是一样的，特别像，怎么这么像，然后我就把这个金牛座的，关于金牛座的人的性格的所有东西和属猴的性格的东西往两块一放，太不像了。怎么这么不像啊。
江晓原：很有说服力。
主持人：对。
江晓原：因为两个东西都是模棱两可的，所以你看它很像，看它也很像，其实它们之间都不像，没有传递性。这是一个精彩的例子。
学生：江教授你好，我也想问一个关于星座方面的问题，据我所知好象十二星座并不是起源于欧洲，也不是起源于西方的。它是起源于巴比伦，或者是西亚或者别的一些地方的。同时我也注意到中国古代传统的那个二十四节气，跟西方的十二星座有高度的契合性，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自己是双鱼座的，我就发现双鱼座这个日期，其实就是雨水这个节气到春分这个节气，比如说主持人您是金牛座的吧。
学生：金牛座就应该是那个谷雨到小满这个节气之间。
主持人：很对。
学生：再一个就是我发现用西方那种日期来定星座的时间界限，它非常不确定，非常不准确，比如说我翻过那些书，很多星座书我也看过，我对这方面挺感兴趣的嘛，发现那个双鱼座，有的时候2月19号到2月20号。有的时候说2月20号到3月19号，我就搞不清楚19、20到底是什么座了，但是我发现用中国二十四节气来界定的话就特别清晰。我想问一下解决二十四节气跟十二星座到底有什么内在的巧合的联系？
江晓原：很好。
学生：谢谢。
江晓原：首先呢，确实十二星座是巴比伦人最先搞出来的。然后呢它被欧洲人所继承。所以它确实是起源于西亚的。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呢，西亚仍然是我们的西方，所以中国人仍然觉得它是西方，这是正常的，第二呢，你注意到了这个十二星座和二十四节气之间的吻合，这是有明确的科学依据的，因为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运行来确定的。而这个西方的黄道十二宫呢，就是在黄道上的划分，因此这两者实际上是一回事。你可以把它看成西方人划成是十二格，而我们划成二十四格而已。当然在细节上它还是有差别的，这些细节的差别我们就不去说了，因为那个涉及到天文的专门知识。但是你所注意到的这个契合是完全对的。至于你提到的那个十二宫的定义有不同，有时候从这天算起，有时候从那天算起，这个也应该看作是正常的。因为关于人的出生算到哪个宫里去，它完全是一个主观的定义。你可以做不同的定义，你只要在黄道上绕一圈，这一年之内，你可以做任意的定义都可以做到，所以他们如果没有惟一性，也不必大惊小怪，这只是不同的星占学家或者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传统，它的定义不同，从实际运作起来说，它是没有影响的。就好比一个圆环，你从这一点做起点和从那一点做起点，最后对于你的周期计算是没有影响的。
主持人：好了，现在进入我们这个节目的另外一个环节，请江教授用一句话，只说一句话总结您今天讲演的主旨，一句话。
江晓原：星占学今天只是游戏。就是星占学在今天只是游戏。
主持人：记住啊，星占学今天只是游戏，和国家命运没有关系，和王朝命运没有关系，和个人命运也没有关系。
江晓原：对。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江教授的精彩演讲，和在座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同学们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下周同一时间，欢迎收看《大红鹰世纪大讲堂》，再见
